李王张刘陈姓为什么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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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王张刘陈姓为什么这么多？

作者：PXTT ⁄ 时间：2014年01月22日 ⁄ 分类： 新闻资源 ⁄ 评论：0

中国，问“您贵姓”大概是两个陌生人见面寒暄的必备程序。只是对方的回答恐怕就有些单调了，问出这个问题后，您有接近三分之一的机会听到“我姓李/王/张/刘/陈”。文/郑子宁最新的姓氏统计，中国前十大姓占了全国人口四成左右，前二十大姓就包括了一半人口，而前100姓占全国人口近85%。大姓人口动辄以千万计。三个最大的姓李王张更是各自拥有近一亿人口。近期的中国常用姓排名中国到底有多少个姓，这个问题众说纷纭，由于众多小姓容易漏计，精确的数字很难求得。说法上从3000多的到7000多的都有。以最高的7720个姓来计算，13亿人口平均下来则每个姓有近17万人。这篇文章谈的不是李王张刘陈等为何成为大姓，而是中国姓氏的分布问题。【姓氏的集中与分散】光看中国可能并不觉得中国姓氏分布有什么奇怪，但跟其他国家对比，中国的姓实在少得可怜。近邻日本人口一亿多，姓氏数量高达十万以上，人口为中国十分之一，姓氏数量比中国多十倍不止。欧洲国家以比利时为例，根据统计，比利时平均每个姓只有48人。而全国人口有1230万左右。比利时总人口约为中国总人口的1%，但平均每姓人口只有中国姓氏的万分之三以下。这些国家不但姓氏数量比中国多很多，大姓集中度也显然不如中国。英语系国家最大姓普遍是Smith，但在英国，Smith不过占总人口的1.15%。法国最大的姓Martin占人口还不足0.5%。主要国家中，姓氏集中度高于中国的有韩国和越南，韩国金、李、朴三大姓比例高达40%，越南40%的人姓阮。但是越南和朝鲜姓氏发展历史特殊，平民姓氏是近代纷纷采取王姓产生的。和其他国家的可比性比较低。莫非是中国姓氏的产生机理也和其他国家有明显不同吗？姓和氏在先秦时期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氏容易变，姓作为女性共祖标识较为稳定。秦代以后姓氏合一，概念已经和现代的姓氏相差无几，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有“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的记载。当今大多数常用姓氏实际上来自氏。姓的起源非常古，具体来源恐怕已经不能轻易得知。而氏来源主要有祖先名地名身份等等。地名是氏的一大来源，不少现代大姓正是来自古代的地名国名，如赵、周等。另有一部分氏来自于某代祖先的名字，如郑穆公有七个儿子合称七穆，字分别是子良子罕子驷子印子国子有子丰，他们的后代也就成了良氏罕氏驷氏印氏国氏有氏丰氏。后世七穆就演变为七个姓氏。身份职业时而也能转化为姓氏，如司徒、司马等。那欧洲的情况又如何呢？父名是欧洲姓氏的一大来路，最明显的是法国，大姓Martin、Bernard等均为常用名，他们的后代则以父名作姓。此外地名为姓在欧洲也有，此类姓氏在欧洲贵族中尤其常见，因欧洲贵族早期往往被称为“某地的某某”，以其封地作为身份标志，久而久之这个“某地”就固化成为姓氏了。法语姓氏中的de某某，荷兰语姓氏中的Van某，德语姓氏中的von某都是此类路子。职业身份作姓也相当普遍，前面提到英语世界第一大姓是Smith，这个姓就是职业名得姓的典型例子，smith作为一般的名词时意为铁匠，该姓人的祖先想来从事过铁匠工作。又由于中世纪时铁匠的功能相当重要，数量在各职业中较多，因此以铁匠为姓的人多也不足为奇了。不光在英国，德国第二大姓Schmidt，俄罗斯第三大姓Кузнецо́в（库兹涅佐夫）也都和铁匠有关。此外，欧洲还有一些以个人特征绰号作姓的，如英国的Brown（棕），法国的Petitjean（小让）。整体而言，欧洲姓氏产生原理和中国姓氏类似，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最后形成如此大的数量差距恐怕还另有原因。【历史越长越难传承】秦朝以后姓氏合一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氏失去了能产性。原本氏作为个人的身份标记之一在代与代之间是可以变动的。但与姓融合后，姓氏功能合一，都演变为主要依据父系进行代际传递的身份信息。这也就通常父亲姓什么子女也就姓什么。这样姓氏产生机制就急剧缩减，后来出现新姓基本上不外乎被赐姓，如武则天赐姓蝮，避祸自行改姓，以及外族采用汉姓，像令狐之类。而一般的中国人则遵守“立不改姓”的规矩，不会随意更动自己的姓氏。由于姓氏产生机制的衰亡，姓氏数量也就自然而然地开始减少。如果某个男性没有男性后代的话，他也就绝嗣了，很多人实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不惜采取抱养甚至拐卖男婴的方法给自己续嗣。绝嗣的概率可能比很多人预想得要高得多，那到底绝嗣情况有多普遍呢？姓氏在自然传递中消亡属于随机过程，可用高尔顿—沃森过程加以推导。高尔顿-沃森过程，Xn为第n代父系男性后代数量，为这些后代中第j个个体的男性后代数量。则绝嗣概率为：假设一个男性的男性后代数量是参数为λ的泊松分布的话，则绝嗣概率公式可简化为：从以上公式可以看出，参数小于1（平均每代男性后代数量不足1），这个男性长期绝嗣的概率是100%，如果参数等于1，除非出现实际上没有可能的每代都严格生一个儿子的情况，否则仍然会绝嗣。而在大于1（即人口增长）的情况下，这个男性才有不绝嗣的可能性。就算这样，除非生得特别多，否则情况也不乐观：在参数为1.25的情况下，最终绝嗣率仍然会超过60%。从以上这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就可以看出，由于绝嗣率相当高，所以男性个体少的小姓很容易绝，而在小姓消亡的同时，活下来的姓就容易发展壮大，成为大姓，一长一消姓氏集中度就必然提高了。在一般男性动辄绝嗣的情况下，少数成功者则因为后代极多化身超级父亲根据历史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姓曾经有过12000个左右，比现代是要丰富多了。正由于起源很早，所以中国姓氏在历史传承损耗也相当严重，到如今姓氏稀少就不稀奇了。起源早不但意味着中间绝嗣的可能性大，也意味着姓氏产生的时候人口较少，更是让姓氏稀少，分布集中的情况雪上加霜。除了历史起源悠久外，中国历史上多次人口急剧减少，然后慢慢恢复的事件对姓氏又有什么影响呢？人口急剧减少后慢慢恢复的过程中，会有些姓要么在人口减少过程中几乎全体灭亡，要么人口数量降低得很厉害，以致后来自然消亡。而顺利生存的姓氏则会在人口恢复的过程中取而代之，产生奠基者效应，从而改变了姓氏的构成比例，让姓更加集中。一个绝好的旁证是魁北克，魁北克先是由法国殖民，后来因为英国占领整个加拿大，法国移民停止，现今500万的魁北克法裔人群，大多数是当年8500名法国移民通过自然繁殖产生的后代。因此魁北克姓氏相比法国要集中很多，而且不少大姓在法国本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姓，第一大姓Tremblay占魁北克人口1.13%，但在法国排名恐怕都到1000开外去了。反观姓氏多的日本和西欧国家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日本姓氏大多数是十九世纪明治维新时期产生的，不但历史短，而且当时日本的人口已经有三千万，所以姓氏一开始就很丰富。其后日本并没有经历人口大幅衰减的过程，所以至今姓氏仍然很多。西欧姓氏也是相当晚近才产生和固化的，像姓氏特别丰富的比利时，15世纪时候姓氏方才开始萌芽，17世纪时，父子不同姓乃至个人改姓都相当常见，如音乐家亨利•德•提挨尔（Henri de Their），到了巴黎大概嫌自己姓太土，把自己名字改成了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亨利•杜•蒙（Henri Du Mont）。真正姓氏固化得到1796年身份登记制度完善才开始。自此之后除了如Montcuq之类特别不堪的姓（和“我的屁股”同音），一般来说姓氏就不允许随便更改了。【文字与姓的数量】历史和概率只是目前中国姓氏稀少的一部分原因，语言上的因素也不可小觑。相对而言，欧洲早期姓氏多是教会和税务官登记时记录的。平民往往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姓怎么拼，而教士和税务官文化水平也不见得有多灵光，一个姓在拼写时出现差异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是偏远地区方言有明显差异的话，姓的记录中出现差池就更加常见。再加上欧洲语言多有屈折，一个词自身就有多种形式，最后局面乱成一锅粥也就可以想见了。如法语大姓Bernard，就分出了Biernard、Berna、Bernat、Bernau、Bernaus、Bernaut、Bierna、Biernaux、Bernardus、Bernardi、Bernardy、de Bernard、De Bernardi等五花八门的形式，而英语姓Mainwaring据说有130种变体，此种乱象一直延续到印刷开始普及，拼写固定化规范化，国家从教会手中收回了登记权才终止。中国的姓是用汉字书写，而汉字的书写从很早开始就非常规范，并且和实际发音脱节，不管一个姓在不同地方的读音如何，记录在汉字上基本只有一种形式。汉姓方言差别的情况只在东南亚有所反映，一个广州籍的Mr. Wong，一个泉州籍的Mr. Ng，一个漳州籍的Mr. Wee在官方统计中可能算成三个姓，但是只要他们懂点汉字知道点家谱，则都会明白自己姓黄，倘使有人真把黄写得多了一点或少了一横的话，大概只会被人当成写了错别字，根本传不下来。书写变体分化的情况在中国就更是极少发生了，简化字的到来让事情起了小小的变化，引发萧姓分出肖姓，傅姓分出付姓两例，但也基本仅限于此。就这样，中国的姓氏变得越来越少，如果没有新的大量产生姓氏的机制的话，想来未来遇到李/王/张/刘/陈先生的概率还会越来越高。版权声明